廖名春先生印象记


慕堂



【案】本文载《孔子文化》第六期。


【廖名春先生简介】著名学者、易学家，清华大学历史系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与出土简帛研究，著有《周易研究史》、《帛书易传初探》、《新出楚简试论》、《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》、《郭店楚简老子校释》、《出土简帛丛考》、《周易经传十五讲》、《中国学术史新证》等学术专著，另有重要论文200余篇。


【访谈缘起】


采访廖先生其实是“蓄谋已久”的。自《孔子文化》创刊以来，我心中所设计的“名家访谈”的计划足够小刊十数年访谈之用，廖先生自然是其中的一位。而能够采访到这些名家，自然需要机缘。有时，觉得渺不可及的事，偏偏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实现。这次访问廖先生就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机缘。


今年5月中旬，全国首届和圣柳下惠学术研讨会在新泰召开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是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之一。我与忠强师弟先期前往，参与会议接待事宜，我校其他学者次日抵会。路上，听说有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时，我还在想恐怕他不会来。我们负责与会学者到会登记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一直没见到廖先生的影子，我想我的推测是对的，不免有些怅然。孰料，第二天大会时，廖老师真的出现在会场。合影结束后，互相打招呼，我们和廖先生攀谈起来。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能否借此机会，对廖先生进行一次访谈。


认识廖老师已经四五年了。这数年中，几次陪同杨师参加学术会议，经常能与廖师见面，所以也熟稔起来。这次访谈，由我拉着海鹰、忠强，和廖先生在新泰荣峰国际酒店一楼大厅，每人拉一把藤椅，天南地北地闲谈起来，当然由于有访谈的目的，所以差不多还是以学术的理念与方法等问题为主。不久，天津师大的李瑞兰老师亦加入，后来人数一时达十数人，团团围坐，笑声不绝，感慨叹息声亦不绝于耳。如李瑞兰教授谈到在苏州先秦史学会理事会年会上，人们对比伍子胥所修苏州城与今之苏州城水系，建国后人们沉浸于“改天换地”的革命思维中，将两千多年发挥作用的苏州城内水系予以改造，结果两千多年安然无恙的苏州在近数十年内发生了数次水灾。我们不能不对古人的智慧所折服，我们也不能不对今人的“无知与傲慢”表示鄙弃。这些话题，自然大家都有兴趣。本来，此次访谈准备有录音，但是，录音工作却未曾做好，加之大家沉浸在谈笑之中，竟然忘记了记录，致使现在我不得不用这种不是访谈的方式来记录这次访谈。这是我们深以为憾也应该向廖先生道歉的！


【“荆楚才”与“东北虎”】


廖先生是湖南武冈人。自古以来，人称“惟楚有才”，廖先生可算其中的佼佼者之一。他的学习履历看上去很是辉煌：武汉大学的文学硕士，导师是著名音韵训诂学家周大璞、宗福邦二位先生；吉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，导师为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；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后。其工作单位更是令人艳羡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，那里可谓“名家云集”。但是，廖先生却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到，他原来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学校的专科生，教了七年中学之后，才考到武大，毕业后又在湖南省委党校工作，直到1989年才考上吉林大学的博士生，跟金景芳先生走上了自己心爱的学术之路。其勤奋与刻苦加之天资聪慧，才成就了今天的闻名海内的廖名春。


当代先秦史学界，卓然名家者多，如我们熟知的金景芳先生、徐中舒先生、赵光贤先生、胡厚宣先生、王玉哲先生、李学勤先生等，他们不仅自身成就不凡，而且培育弟子众多，且多为当今学界才俊。金老因寿登期颐，故其弟子弥众，这只消翻检《金景芳学案》便可知晓，金门之分量不可低估，于是我们青年学子经常把金门弟子誉为“东北虎”。廖师虽为南方人，但其魁梧的身材，在人看来分明就是东北大汉，而且其成绩与名声都十分了得。论其学术，廖先生无疑已崭露大家的风范，从荀子到易学，从传世文献到出土简帛，在在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。读其论著，你会被其磅礴大气所深深吸引，受益匪浅。


【“两条腿”与“一条龙”】


其实，正是这种从语言文字学到经学、史学的全方位学术训练成就了廖名春先生的学术事业。他说：“我于1985年考取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，师从周大璞、宗福邦教授，专攻文字、音韵、训诂和古籍整理之学，初入章（太炎）、黄（季刚）之门，如果说我现在在思想史和简帛研究工作中有些独到之处的话，这应该归功于我在武大受到的这种训练。”“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在于：与专做古文字的学者相比，我有学术史、思想史的问题意识；而与一般做思想史的学者相比，我能够自己做释文，占有第一手资料。”


廖先生的成名主要是由于对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的释读。众所周知，马王堆汉墓帛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难以估量。尤其是其中的《周易》经传更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，李学勤先生曾经多次指出了这一点。但是帛书残破甚为严重，拼凑、释读十分不易，虽几易其稿、多番修正，至今仍不能说完全隶定无误。但是，从整体上评价，廖先生所作的《易传》释文，其开拓性谁也无法否认，其释文水准也是众所公认的，虽然个别地方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，但是他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基本准确、大体完整的释文，我们怎么能不感谢他呢！只此一点就足以写入学术史。况且，廖先生的学术又非帛书《易传》的释文整理所能涵括的。


廖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说：“表面上看，我似乎是专门做考据的，事实上我确实对实证有特殊的爱好，但我也很注重义理。我在义理和史观上深受我的博士导师金景芳先生的影响。金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经学与古史大家，他的很多观点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大本大原，但由于金先生在论证中一般用的是传世史料，尤其是经书，而经书自疑古大潮兴起以来一直很受怀疑，所以金先生的观点经常引起争议。我认为争议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实证才能解决，所以我在博士毕业以后，在考据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。”


正如其弟子德良兄所说，廖老师是两条腿走路，不像很多学者是单腿走路。我想这是的论。因为自己数年来也学习研读帛书《易传》，所以对廖师的贡献更是深有体会，对其学术理路也是感触良多。从其进行简帛文献的整理考释来说，他主要是考据家，汉学的功夫；从其进行易学与荀学的研究，他又是一个义理家，宋学的功夫。从一个角度说，廖先生学术的“两条腿”，一是简帛文字学，一是易学。但从内理说，更应当说是“实证考据”与“思想义理”的双管齐下。


廖老师曾经说其研究是“一条龙”的方法。以易学来说，他是自己动手搞释文，然后从思想义理方面予以阐发。这样的学术素养自然使其具有了很多优势，也因此学术成果才能那么丰硕。


【“走出疑古”的健将】


廖老师自称，他在学术理念上主要是追随李学勤先生的“走出疑古”的思想。其实，这种对疑古思潮的反思，并非李先生一人的理念，金老及金门弟子亦对此多有反思批判。所以毋宁说，廖先生正是秉承了金老和李先生共同的学术理念。从廖先生的文字中，你会发现一种锐气，刚气，雄纠纠，气昂昂。有人说，廖先生好辩，我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见识过，更多的则是耳闻。但我觉得，用孟子的话来形容非常贴切：“予岂好辩也哉，予不得已也。”虽然廖老师的湖南口音影响了他的观点的传播，尤其是在会场上，但观其气势，却十分令人钦佩折服。有一次在关于出土文献的会议上，我亲眼见到他“舌战群儒”的精彩场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我当时就想到了“傅大炮”，于是我私下将其尊称为“廖大炮”。当然，我是不敢当面说的。


他说：我认同李学勤先生“走出疑古时代”的理念，我的很多研究都是追随李先生深入下去的，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，如在对待冯友兰的“释古”问题上，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就有出入。我认为不能高估冯友兰“释古”说的意义，冯的“释古”较胡适的“疑古”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与王国维的“证古”对待“历史旧说”的态度基本不同，王国维是在基本肯定“历史旧说”的前提下，以“地下之新材料”对“历史旧说”进行补充和修正，而冯友兰“释古”的基本倾向还是“疑古”。


廖先生对“疑古学说”的批判更是令人叹服。他那句“疑古思潮之下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几乎被一网打尽”（大意）的话，广为人知。他往往能抓住疑古学派的致命缺陷，一语中的，切中要害。他对顾颉刚、钱穆、冯友兰等先生学术观点和思想理路的剖析，都十分精到。他对当今疑古学人在出土材料面前的“步步退却”进行过深刻的批评。至今还有学者沉迷于疑古的迷雾之中。当西汉的出土文献出土后，把某书的成书就推到汉代；当战国时期的文献出土之后，又把该书的成书推到战国，等等。但就是不思悔改，不反思疑古辨伪学自身是否存在问题。正如我们开玩笑说得那样：只有孔子时代的墓葬挖出六经，他们才相信那是真的。前天还看到一篇题为《疑古时代真的应当走出吗》的文章，其观点正是我们所讥讽的。读来令人哭笑不得。


廖先生正是从自己的学术实践中，得出了自己的观点，而不像某些史学理论家，根本未曾研究上古史，而居然能对“疑古”“走出疑古”等说发表宏文，其实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古典学研究真的会“走向堪忧”啊！所以，廖师曾经感慨地说，与其相信近代这些所谓“学术成果”，还不如相信司马迁的记述。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信古，而是经过认真的学术实践和对比所做出的抉择。


廖老师说：“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三点：一是从微观入手，探讨学术上的重要问题；二是坚持出土材料和传统文献的互证，不是简单地以出土材料来否定传统文献，而是走以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相互证明的路子，努力以出土材料为突破口来诠释传统文献；三是严守学术规范，不做没有新意的工作，观点和论据都以求新为务，对待别人的工作，都要尽可能地予以尊重。”他举例说：“如‘大器晚成’这一句，陈柱读作‘免’，帛书本亦作‘免’。而郭店简（乙本）则写作‘曼’，一般将之释作‘慢’。我认为，这个字应读其本字，训为‘无’，‘晚成’当解作‘无成’。解成‘曼’（无）与《老子》原文的其它几句‘大音希声’、‘大象无形’也就对应起来。”从这一字的训读，就可以发现考据学的魅力。


【评点学术与指示门径】


大学者之为大学者，除了其自身的学术成就之大之外，还要有提携后学，奖掖后进，点拨治学门径，以使薪火相传。于是，我们也要廖先生具体指示一些对后学有用的治学方法与门径。


廖先生说：“我们这代人是从‘文革’过来的，很多人对孔子缺乏最起码的感情。提到孔子时就是‘孔老二’，我去年去我们县里的一所重点中学，上面写着：学而时习之——孔丘。（林按：敝县一中树有一孔子像，理应称道，然所题刻名字竟为‘孔丘’，大煞风景，据说还是校长自孔孟之乡购回的。）这很可能看出对孔子的感情。现在很多时候不是把孔子看作我们的文化祖先，而是当作‘统战’的对象。我们的学术研究受‘汉学’的影响太大，在研究中过多地考虑汉学家的评判标准。汉学家怎么想，汉学家怎们做，我们就要怎么想，怎么做。只讲客观，如果是搞计算机、搞物理化学那还有道理，可如果来搞儒学，就太不合适了。可是不要忘了，我们不是美国人，不是法国人，我们与他们的立足点是不同的。


他说：“对中国哲学和思想史史料的分析，必须注意字同义异和字异义同问题。以前讲以小学入经学，以经学入史学，就是说治传统学问要有小学和经学的修为，乾嘉学者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做的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，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，没有这些专门知识的储备，我们很难读懂文献。这就是文字、音韵、训诂等方面的修为。我今天讲柳下惠的‘和’不是和谐的意思，而是‘和气’，因为孟子讲伯夷‘清’、柳下惠‘和’是有一层批评的意思在里面的，要正确理解这一点，就得靠小学。我对柳下惠的字的判断，（林按：廖师否定了柳下惠一字‘季’的说法，认为展禽，字获，是对的。）也是靠小学训诂。我们这个学问必须有专门的训练，也有一些特别的规矩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研究哲学、研究康德要懂德文、要懂希腊文、要懂拉丁文；研究西域文化要懂梵文等。研究中国古代文史之学就要懂文字训诂。但现在很多人搞颠倒了，研究儒学不是从四书五经读起，而是读康德，读黑格尔、读海德格尔，读得再好也只能是研究康德、黑格尔、海德格尔的专家，决不会成为儒学专家。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，只能用中国的方法来研究。所以大家读书，一定要将中国的学问，也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学好。我们搞文字音韵训诂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，不能学了而不会用。例如有些音韵学家专业造诣很深，但却不能解决古书上的具体问题。我们要有问题意识，要能用它来解决具体问题。其实要入门也很容易，把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好好读读，看他们是怎样解决问题的。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的。”


当我们询问廖先生治学经验的时候，廖师给我们指示了许多，但他更强调要有“问题意识”，他说：“我们做研究工作就要有问题意识。不论读什么书，都要发现问题，要在研读中发现问题，不能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。”